我深深蜷缩在电影院的座席上，双手在鼻前交叉，反复向自己提出与以往同样的问题：今后如何是好呢？
问题诚然相同，但眼下需要的是就我应做之事进行冷静思考，缜密归纳。
要排除连接上的混乱。
的确有什么东西陷入混乱，这无可怀疑。喜喜、我和五反田交织在一起。我不明白何以出现这种状态，但交织总是事实。必须理清头绪。通过恢复现实性来恢复自 己。或许这并非连接上的混乱，而是另外一种新的连接也未可知。但无论如何，作为我只能抓着这条线不放，小心翼翼地使之不至于中断。这是线索。总之要动，不 能原地止步，要不断跳舞，并跳得使大家心悦诚服。
要跳要舞，羊男说。
要跳要舞，思考发出回声。
不管怎样，我得返回东京。在这里再呆下去也干事无补。探访海豚宾馆的目的尽已达到，必须回东京重整旗鼓，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我拉上衣链，戴上手套，扣好帽子，把围巾缠上鼻端，走出电影院。雪越下越猛，前面迷蒙一片。整个街市如同冻僵的尸体一样没有半点活气。
回到宾馆，我当即给全日本航空公司售票处打电话，预订下午飞往羽田的首次航班。“雪很大，有可能临起飞之前取消航班，您不介意吗？”负责订票的女性说道。 我答说不要紧，一旦决定回去，恨不得马上飞到东京。接着，我收拾好东西，去下边结账。然后走到服务台前，将眼镜女孩儿叫到租借处那里。
“有点急事，得马上回东京。”我说。
“多谢您光顾，下次请再来。”女孩儿脸上漾起精美的营业性笑容说道。我以为突然提出回去对她可能多少是个刺激。她很脆弱。
“唔，”我说，“还会来的，不久的将来。那时两人慢慢吃顿饭，尽情畅谈一番。我有很多话要好好跟你谈谈，但眼下必须回东京归纳整理，包括阶段性思考，积极 进取的态度，以及综合性展望。这些都需要我去做。等一结束，我就回到这里。不知要花上几个月，但我肯定回来。为什么呢，因为这里对我……怎么说呢，就好像 是特殊场所。所以早早晚晚我一定返回。”
“哦——”她这一声，相对而言，更带有否定的意味。
“哦——”我这一声，总的来说更趋向于肯定，“我这些话，在你听来怕是傻里傻气的-？”
“那倒不是。”她神情淡然地说，“只不过对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考虑不好罢了。”
“我想并不是很遥远的事。还会相见的。因为你我之间有某种相通之处。”我力图说服她，但她似乎未被说服。“你不这样感觉？”我问。
她只是拿圆珠笔头在桌面“咚咚”敲着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“那么说，下班飞机就回去了，一下子？”
“打算这样，只要肯起飞的话。不过赶上这种天气，情况很难预料。”
“要是乘下班飞机回去，有一事相求，你肯答应？”
“没问题。”
“有个13岁小女孩必须单独回东京。她母亲有事不知先跑到哪里去了，剩这孩子一个人在宾馆里。麻烦你一下，把这孩子一道带回东京去好吗？一来她行李不少，二来她一个人坐飞机也叫人放心不下。”
“这倒也怪了，”我说，“她母亲怎么会把孩子一个人扔下不管，自己跑到别处去呢？这不简直是乱弹琴？”
她耸了耸肩：“其实这人也是够乱弹琴的。是个有名的女摄影家，很有些与众不同。兴之所至，雷厉风行，根本不管什么孩子。喏，艺术家嘛，心血来潮时满脑子尽是艺术。事后想起才打个电话过来，说是孩子放在这里了，叫找个合适的班机，让她飞回东京。”
“那么她自己回来领走不就行了？”
“我怎么晓得。反正她说无论如何得在加德满都住一个星期。人家是名人，加上又是我们拉都拉不来的主顾，不能出言不逊的。她说得倒蛮轻松，说只要把孩子送到飞机场，往下一个人就可以回去了。问题是总不好那样做吧？一个女孩子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得了。责任问题嘛。”
“无奇不有！”说罢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便道，“噢，那女孩怕是披肩发，穿着流行歌手式运动衫，经常听单放机，是吧？”
“是啊！怎么，你这不是挺清楚的吗？”
“罢了罢了！”
她给全日航空售票处打电话，订了一张和我同一班次的票。然后给小女孩房间打电话，说找到了一同回去的人，请其收拾好东西下来。并说这人自己很了解，足可放心。接着叫来男侍，叫他去小女孩房间取行李。又马上叫来宾馆的面包车。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，滴水不漏，甚是身手不凡。
“还真有两下子。”我说。
“不是说过我喜欢这工作么，我适合干这个。”
“可别人一逗就板起面孔。”我说。
她用圆珠笔咚咚敲了几下台面：“那是两码事，我不大喜欢别人逗笑话寻开心，一直不喜欢，那样弄得我非常紧张。”
“喂，我可一点也没有叫你紧张的意思哟，”我说，“恰恰相反，我是想轻松一下才说笑话的。也许那笑话又粗俗又无味，但作为我是想努力说得俏皮些。当然，有时候事与愿违，引不起人家兴致，可恶意却是没有，更谈不上嘲弄你。我开玩笑，只是出于我个人需要。”
她略微噘起嘴唇，注视我的脸，那眼神活像站在山丘上观看洪水退后的景象。稍顷，发出一声既像叹息又像哼鼻那样复杂的声音：“对了，能给我一张名片吗？既然把小女孩托付给你，那么从我的角度……”
“从我的角度。”——我含含糊糊地嘟囔一句，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。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，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。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。
“那么你的名字呢？”我问。
“下次见面时再告诉。”她说，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，“要是能见面的话。”
“当然能见。”我说。
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。
10分钟后，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。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，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。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 在机场不管。今天她穿的是写有“TALKINGHEADS”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，脚上穿一双长靴，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。同前次见到时一 样，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，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。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，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 故。“TALKINGHEADS”——蛮不错的乐队名称，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。
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。
“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。我很想小便，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。”
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。现在怎么样了呢？
小女孩儿看了看我。这回却毫无笑意，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，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