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，但要看跟谁比，要跟西北比，就不算个事。
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，曾经找人算过一卦，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，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，有什么忌讳等等。
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，说了八个字：
始于东南，终于西北。
朱元璋建都南京，就是东南，按照这句话的指示，最后收拾他的人，是从西北过来的。
这句话看起来很玄，实际上倒未必。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，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，自古以来，中原政权完蛋，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，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、蒙古，都在西北一带。
但就崇祯而言，肯定是不信的，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，是后金。
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，就算是被灭了，也是始于东南，终于东北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，算卦这种事，有时是很准的。
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，但原先并不大，最多就是几十个人，抢个商铺，拿几把菜刀，闹完后上山当匪，杀掉的最高官员，也就是个知县，如果混得好，没准将来还能招安，当正规军。
但到崇祯元年，事情闹大了。
整个陕西、甘肃一带，民变四起，杀掉知县，只能算起步了，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，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，经常到处流窜，到哪抢哪。
这种团伙，史书上称之为流贼。
流贼的特点是，四处跑，抢完就走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组织性不强，昨天抢完，今天就走，可以，昨天被抢，今天加入抢别人，也可以。成员流动性很大，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。
当时的西北，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，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，但久而久之，问题出现了，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，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，团伙成员文化又低，天天跟着混，时间长了，很难分清谁是谁。
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，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——取外号。
所以在崇祯元年，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，有如下称呼：
飞天虎、飞山虎、混天王、王和尚、黑杀神、大红狼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上天龙、过天星。
全是外号。
取这样的外号，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，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，你要取个左将军、右都督之类的称号，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，而且这种外号，大都是神魔鬼怪，叫起来相当威风。
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，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
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，且从业者很多，要是运气不好，刚入行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，也很正常。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，使用率很高，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，要搞清楚谁是谁，实在很难。
无论叫什么，姓甚名谁，其实都无所谓，说这么多，只是要你知道，当时的西北，已经不可收拾。
按一般史书的说法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明朝末年，朝廷腐败，经济萧条，贪官污吏，苛捐杂税数不胜数，民不聊生，于是铤而走险。
这种说法，就是传说中的套话，虽说不是废话，也差不多。
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
很多人并不知道，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，比如东南沿海，经济真是不要太好，开生意做买卖，相当红火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，萧什么条？
赋税也没多少，以往两百多年，官田的赋税，只有百分之十，民间地主的赋税，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。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。当然，个把地主恶霸除外。
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，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一件东西。
中庸有云：国之将兴，必有祯祥，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
其实遇到妖孽，倒也没什么，毕竟还有实体，实在不行，找人灭了它。
崇祯遇上的，叫做灾荒。
翻开史书，你会不禁感叹，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：
崇祯元年，陕西旱灾。崇祯二年，陕西旱灾，崇祯三年，陕西旱灾，崇祯四年，陕西旱灾…………
灾荒之后，没有粮食吃，就是饥荒。
没有粮食吃，就吃人。
对受灾的人而言，吃人，并非童话。
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，是不能四处乱跑的，如果没看住，跑了出去，基本就算没了。
注意，不是失踪，是没了。
失踪的意思，是被拐卖了，没了的意思，是被吃了。
据说，当时还有人肉市场，具体干什么买卖，看名字就知道。
据说这么多，只想告诉你，这并不是童话，也不是神话，而是真话。
既然有灾荒，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？
答案很简单，没钱。
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，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，是没钱。
我表示同意，财政赤字太多，争得没有花的多，最后垮台。
但他看了看我，说：我说的没钱，不是没有收入，是没钱。
有什么区别吗？
然后，他讲了一个小时，再然后，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，明白了区别。
我很想从头到尾，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。但如果这样做，我会很累，你们也会很累，所以我决定，用几句话，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
明朝灭亡，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，事实上，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。
所谓没钱，是没有白银。
明朝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，到崇祯接班的时候，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，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，就是货币。
明朝的货币，是白银。
简单地说，没钱的意思，就是没有白银，没有白银，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，有多少财政报表，都是胡扯淡。
举个例子，陕西受灾，朝廷估算，要赈灾，必须一百万两白银，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，也换不来一两银子，因为没有白银，所以无法赈灾。
好了，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白银。
先纠正一下，不是没有白银，而是白银不够。
为什么白银不够？
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，我不太想讲，估计人也不太想听。
但不讲似乎也不行，简单说两句。
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，就是白银有限，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，未必能挣回来一两，加上我国人民，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，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，不喜欢花，要么存在家里，要么溶掉，做几个香炉、人像之类的，还能美化环境，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。
更重要的是，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，经济越发达，需要的白银就越多，可是白银就那么多，所以到最后，白银就不够用了。
这种现象，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——通货紧缩。
我知道，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——为什么不用纸币？
很好，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很聪明。
但我要告诉你，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，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，叫朱元璋。 六百多年前，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开始发行纸币。
在经济学中，有这样一句谚语：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。
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，无论你多牛，都要照规矩来。
朱元璋就是牛人，也要按规矩来。虽然他发行了纸币，一千、一万都印过，可惜的是，几百年来，大家还是认白银，就不认纸币，再牛都没用。
这个问题到此为止，多余的话就不说了，你只要知道，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，之所以赈灾不成，是因为没有钱，之所以没有钱，是因为没有白银，之所以没有白银……
当然，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，除去天灾、银祸外，还有点地方特色。
西北一带，向来比较缺水，比较穷困，比较没人理，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人，过得比较苦。
生活艰苦，饭都没处吃，自然没条件读书。
没条件读书，自然考不上功名，考不上功名，自然没官做。
没官做，也得找事做。
西北一带的人，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当兵。
生活艰苦，民风自然彪悍，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。
除了当兵之外，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——驿站。
驿站虽说比较小，但好歹是官办的，也算是吃皇粮的，而且各省都有拨款，搞点潜规则，多少能捞点油水，养活自己，是不成问题的。
据统计，光是甘肃陕西，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。
崇祯二年（1629），驿站没了。
之前我说过，被裁掉了，裁掉它的，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。
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，灾荒、钱慌、又夺了人家的饭碗，如果不闹，就不正常了。
他不是故意的。
所有的一切，都是偶然。偶然的灾荒，偶然裁掉驿站，偶然的地点。
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，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。
可惜，全都偶然了。
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，因为我认定，在这些偶然的背后，隐藏着一个必然，一个真正的，决定性的原因。
就是这个原因，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
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，四个字——气数已尽。
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大致都是有期限的，一个人能红两年，很可能是偶然的，能红十年，就是有道行的，能红二十年，那是刘德华。
公司也一样，能开两年，很正常，能开二十年，不太正常，能开两百年的，自己去数。
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，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，也不少。最多也不过三百年，明朝开了二百多年，够意思了。
抚战当然，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撑下去，否则将来到地下，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。
所以他派出了杨鹤。
杨鹤，湖广武陵人（湖南常德），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。经朝廷一致推荐，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，三边总督，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。
工作交接十分简单，应该说，基本不用交接，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，武之望已经死了。
不是他杀，是自杀。
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，鉴于西北民变太多，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，索性自杀。
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，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。
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，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，才当上佥都御史，混成这样，全靠他那张嘴。
皇帝喜欢魏忠贤，他骂魏忠贤，皇帝讨厌熊廷弼，他为熊廷弼辩护。想什么说什么，几起几落，该怎么来还怎么来。
崇祯元年，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，当时民变四起，大家都在商议对策。
有一次，几个人聚到一起，聊天，聊的就是这个，杨鹤就在其中。
杨鹤是都察院的，这事跟他本无关系，他之所以掺和进来，还是两个字——嘴欠。
反正是吹牛，不用动真格的，就瞎聊，这个说要打，那么说要杀，如此热闹，杨鹤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说，不能打，也不能杀。
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——元气说。
在他看来，造反的人，说到底，也还是老百姓，如果杀人太多，就是损伤元气，国家现在比较困难，应该培养元气，不能乱杀。。
几句话，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，对于他的观点，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——胡说八道。
不杀人，怎么平乱？
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，不要紧，有一个人接受就行。
不久之后，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，十分高兴，召见了杨鹤。
好事一件接着一件，很快，吏部主动提出，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，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，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。
杨鹤不想去，原因很简单，本来就是吹吹牛的，压根不会打仗，去了干啥？被人打？
但是牛都吹了，外加吏部支持，皇帝支持，如此重任在肩，咬咬牙就去了。
可是杨同志不知道，吏部之所以支持他，是因为讨厌。皇帝之所以支持他，是因为省事。
和杨鹤不同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，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，砍人是要死人的，死人是要流血的，杨鹤这套把戏，也只能忽悠人，为达到前事不忘、后事之师的效果，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，乱讲话要倒霉，才着力推荐他去。
死在那边最好，就算不死，也能脱层人皮相比而言，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，他之所以喜欢杨鹤，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——省钱的理论。
不花钱，不杀人，不用军饷，不用调兵，就能平息叛乱，太省了。
就算是忽悠人的，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，很省成本，如此生意，不做白不做。
就这样，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，至少在当时，他的自我感觉很好。
杨鹤理论之中，最核心的一条，叫做和气。
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杀人是伤和气的，所以能救活一个，就是一个，毕竟参加民变的，原先就是民，这个理论，一年前，应该是对的杨鹤同志到任后，就发现不对了。
有一次，农民军进攻县城，被击退，抓住了几个俘虏，由杨鹤审问。
但还没问，杨鹤就发现了一件极为诡异的事——他似乎见过这几个。
确实见过，阅兵的时候见过。
没错，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，曾经是他的部下。
强，弱，之间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？
对于这个疑问，最好的答案，应该是个反问——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？
在中国历史上，造反这类活，从来都是被动式，闲着没事干，但凡有口饭吃，是不会有人造反的，成本高，门槛也高。
但遗憾的是，造反这份工作，除了成本、门槛高外，技术含量还高。
要知道，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，主要是农民，农民的基本工作，是种地，基本工具，是锄头。
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，是明军士兵，士兵的基本工作，是杀人，基本工具，是刀剑。
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，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，是不太可能发生的，据史料记载，大部分情况，是几万农民军，战胜了几百明军，或是几百农民军，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。
而更大多数情况，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、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。
没办法，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，圣贤曾经说过，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，让他们去打仗，就是让他们送死。
没有训练，没有武器，没有兵法，没有指挥，就没有胜利。
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，他面对的情况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西北的民军里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，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——明军，而且数量很多。
他们精通战术，作战狡猾，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，非常难以对付，且数量越来越多，民变越来越大。
出现此类情况，归根结底，原因就两个字——没钱。
之前我说过，朝廷没有钱，没有钱的结果，除了没钱赈灾外，还没钱发军饷。
据统计，当时全国的部队，大致有上百万人，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，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。
而且就连辽东军，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，拖几个月，也是经常的事。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。
辽东是前线，尚且如此，其他地方就别提了，西北一带，既然不是前线，自然没钱，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，穷得叮当响，据说连武器都卖了，只求换顿饭吃。
没钱赈灾，老百姓吃苦，也没辙，没钱发饷，当兵的吃苦，就有辙了。
兜里没钱，手里有刀，怎么办？
凉拌，开抢！
情况就是如此，官兵越来越少，民军越来越多，局势越来越撑不住。
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，大家都明白，就他不明白，等他明白了，跑也跑不掉了。
如果换个会打仗的，能用兵的，多少还能撑几天，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，是招抚理论，这就比较麻烦了，据说当时朝廷里，有些人开玩笑，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，就倒着爬出去。
就当时的情况看，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，大致是零。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，指日可待。
一年后，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，在这份名单上，有这样十几个名字：
神一魁、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红狼、小红狼、点灯子、过天星、独头虎……（以下略去XX 字）
以上人等，全部归降。
这些人是干嘛地，看名字就能猜到，但这些人什么分量，估计你就不知道了。
在当时的起义军中，最能打的，就是神一魁，此人具体情况不详，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，作战十分强悍，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。
王左桂、王嘉胤，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不怪你，对这二位兄弟，只提一点就够了：当时，在王左桂的手下，有个小头目，叫做李自成。
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，叫做张献忠。
至于后面那几位，就不说了，说了也没人知道，你只要明白，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，随便一个摆出来，都能搅得天翻地覆。
都投降了。
除这些人之外，当时陕西、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，都投降了。
他们投降的对象，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，啥也不懂，不会打仗的杨鹤。
奇迹就这样发生了，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。
杨鹤不懂兵法，不熟军事，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——诚意。
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杨先生很有诚意地寻找叛军，很有诚意地进行谈判，很有诚意地劝说投降，最后，他的诚意得到了回报。
事实证明，农民军之所以造反，并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只是因为吃不饱，现在既然朝廷肯原谅他们，给他们饭吃，自然愿意投降，毕竟造反这事，要经常出差，东跑西跑风险太大。
而对于杨总督，他们也是很客气的，很有点宋江喜迎招安的意思。
比如神一魁投降，约好地点，杨鹤打开城门，派出群众代表，热烈欢迎，众多民军头目大部到场，在杨总督的率领下，前往关帝庙，在关老爷面前，宣誓投降（关老爷靠得住）。
虽然此前双方素未谋面（可能在往城下射箭时看过几眼），但双方都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，特别是杨总督，获得了民军的一致推崇，他们赶走了杨鹤的轿夫，坚持一定要亲自把他抬到总督府，并以此为荣。
一时间，西北喜讯接连，朝廷奔走相告，杨鹤跟各民军领袖的关系也相当好，逢年过节，还互相送礼，致以节日的问候。
局面大好，大好，有效期，半年。
杨鹤同志读过很多书，干过许多工作，明白很多道理，但是他并不知道，从招抚的第一天开始，他就已经失败了。
因为有一个问题，他始终没弄明白。
正是这个问题，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。
这个问题是，他们为什么要造反？
答案是，为了活下去。
怎样才能活下去呢？
有钱，有粮食。
要说明这个问题，可以用一个三段论：
造反，是因为没钱、没粮食，投降，是因为有钱，有粮食。
杨鹤有钱，有粮食吗？
没有。
所以停止投降，继续造反。
在招降之前，杨鹤曾经认为，只要民军肯投降，事情就结束了，可是投降之后，他才明白，事情才刚开始。
光是神一魁的部队，就有三万多人，这么多人，怎么安置？
招来当兵，就别扯了，连自己手下那点人的军饷都解决不了，招来这些人，喝西北风？
赶回家种地，似乎也是白扯，年年灾荒，要能回家种地，谁还造反？
对于这个悖论，崇祯同志是知道的，也想了办法。
他先找了几万两银子，安排发放。然后又从自己的私房钱（内库）
里，拿出了十万两，交给杨鹤，让他拿去花。
应该说，这一招还是很有效果的，民军们拿到钱，确实消停了相当长的时间。
具体是多长呢？
我前面说过了，半年。
半年，把钱都花完了，自然就不投降了，该怎么着还怎么着，继续反！
为了活下去。 为了活下去。
猛人出场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领了半年工资后，神一魁再次反叛，西北群起响应，而且这次阵势更大，合计有三十多万人。
搞到这个地步，朝廷极为不满，许多大臣纷纷上告。
杨鹤很委屈，他本来就不是武将，之所以跑来办这事，实在是被人弄来的，原来是吹吹牛而已，你偏认真，来了之后，都没闲着，天天忙活这事，钱花完了，人家又反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崇祯更委屈，原本看你吹得挺好，觉得你能办事，才把你派过去，这么信任你，你招降了人，我立马就给你十几万两银子，连老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，你把钱花完了，这帮人又反了，十万两都打了水飘，你干什么吃的？
杨鹤委屈，就写信给崇祯，说我本不想干，你硬要我干，我要招抚，也是没有办法。
崇祯委屈，就写了封命令：锦衣卫，把杨鹤抓起来。
崇祯四年（1631）九月，杨鹤被捕，后发配袁州。
鉴于杨鹤的黑锅实在太重，由始至终，朝廷没人替他说话。
例外总是有的。
命令传出后，一个山海关的参政主动上书，要求替杨鹤承担处罚。
如此黑锅都敢背，是不正常的，但这个人帮杨鹤背锅，就是再正常不过了。
这位参政，是杨鹤的儿子，叫做杨嗣昌。
崇祯没有理睬，杨鹤先生的命运未能改变，依然去了袁州。
帮父亲背锅，看起来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却导致了两个重大后果。
从这份奏疏上，崇祯看到了一个忠于父亲的人，按照当时的逻辑，忠臣，必定就是孝子，所以他记住了杨嗣昌的名字，他认定，此人将来必可大用。
而杨嗣昌背黑锅不成，父亲被发配了，对他而言，莫过于奇耻，从此，他牢牢记住了那些降而复叛的人，此仇，不共戴天。
杨鹤离开了，但这场大戏才刚开始，事实上，真正的猛人，才刚出场。
一年前，招抚失败后，民军首领王左桂派出起义军，进攻军事重镇韩城，韩城派人去找杨鹤，告急。
杨鹤很急，因为他的政策是招抚，手中实在没有兵，但到这节骨眼上，就是自己拿菜刀，也不能不去了。
但他终究没有掌握菜刀技术，无奈，他想起了一个人。
这个人的手上也没有兵，但杨鹤相信，这个人是有办法的。
第一个猛人就此登场，他的名字，叫做洪承畴。
洪承畴接到了求援的命令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个相当扯淡的命令，你是总督都没办法，我怎么办？
但他并未抱怨，召集了自己的下人和亲兵，并就地招募了一些人，踏上了前往韩城的道路。
这是文官、陕西参政洪承畴的第一次出征，这年，他三十七岁。
洪承畴，字彦演，号亨九。福建南安人。
根据记载，此人的家世，可谓显赫一时：
曾祖父洪以诜，字德谦，中宪大夫，太傅兼太子太师、武央殿大学士。
曾祖母林氏、一品夫人。
祖父洪有秩，资政大夫、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
祖母戴氏，夫人。
有这么一份简历，基本就可以吃闲饭了。
可惜，洪承畴没能吃闲饭，事实上，他连饭都吃不上。
因为所有的这些简历，都是后来封的，换句话说，是他挣回来的。
洪承畴出生时，他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，外出打工去了，他的母亲虽然穷，却比较有文化，从小就教他读书写字。
洪承畴很聪明，据说7 岁就能背三字经，这是很了不起的，比如说我，27 的时候，还只能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
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 年），洪承畴23 岁，参加全省统考（乡试），他的成绩很好，全省第19 名。
第二年，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统考，成绩更好，全国第17 名，二甲。
然后分配工作，他被分配到刑部。
这个结果对他而言，是比较倒霉的。
原因我说过，在明代，要想将来入阁当大学士，必须当庶吉士，进翰林院。以洪承畴的成绩，应该能进，可是偏就没进。
此后的十几年，洪承畴混得还可以，当上了刑部郎中，又被外放地方，当了参政。
参政这个官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，通常混到最后，就是光荣退休。
没考上翰林的进士，混饭吃的小参政，到历史留名，骂声不绝，余音绕柱的大人物，只是因为，他外放的地方，是陕西。
刚去陕西的时候，洪承畴带了很多书，因为他只是一个书生，他没有打过仗，也没有杀过人。
据说在世界上，有这样一种人，他们天生就会打仗，天生就会杀人。
这是事实，不是据说。
洪承畴是一个真正的天才，军事天才，他带着临时拼起来的家丁、仆人、伙夫，就这么上了战场，却没有丝毫的胆怯。
面对优势敌军，他凭借卓越的指挥，轻易击败了起义军，斩杀五百余人，解围韩城。
在洪承畴人生中，有过无数次战役，有过无数个强大的对手，最重要的，是这一次。
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，让洪承畴明白，他是多么的强大，强大到可以力挽狂澜，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
他要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挽救这个末落的王朝，创造太平的盛世。
讽刺的是，他最终做到了，却是以一种他做梦也未曾想到的方式。
洪承畴是一个务实的人，具体表现在，他正确地意识到，杨鹤是一个蠢货。
招抚是没有用的，钱是不够用的，唯一有用的方式，是镇压。
三十年以来，书，是他仅有的寄托。
战后，他丢掉了书，做出了一个新的抉择——开战。
奇迹就是这样发生的，此后的两个月里，洪承畴率领这支纯粹的杂牌部队，连战连胜，民军闻之色变，望风而逃。
在历史上，他的这支军队，有一个专门的称呼——“洪兵”。
洪承畴是文官，杨鹤也是文官，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点，也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
对待民军，杨鹤是很客气的，投降前，他好言好语招抚，投降后，他好吃好喝招待。
而洪承畴的态度有点差别，投降前，他说，如果不投降，就杀掉你们，投降后，他说，你们投降了，所以杀掉你们。
对于这件事情，我始终很疑惑，读圣贤书，就读出这么个觉悟？
自古以来，杀人放火之类的事，从来没断过，但公认最无耻的事，就是“杀降”，人家都投降了，你还要干掉他，太过缺德。
但更让我疑惑的是，这种缺德事，洪承畴同志非但干了，还经常干。 比如那位曾经围过韩城，被洪承畴打跑的王左桂，后来也投降了。洪承畴听说后，决定请他吃饭。
还没吃完，一群人冲进来，把王左桂剁了。
我始终觉得，这事干得相当龌龊，就算动手，起码也得等人家吃完饭。
落在他手上的民军头领，不是抵挡到底被杀，就是不抵抗投降被杀，总之，无论抵抗到底，还是不抵抗到底，都得被杀。
但事实告诉我们，在某些时候，这种方法是有效的，至少对某些人很有效。
这个某些人，是指张献忠之类的人。
关于张献忠的具体情况，这里先不讲，关于他后来有没有在四川干过那些事，也不讲，只讲一个问题——投降的次数。
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，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，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，但我不知道，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。
简单地说，他的投降次数，用一只手，是数不过来的，两只手都未必，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，有一次，从投降到再反，只用了十几天。
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一般说来，投降之后，也得履行个程序，吃个饭，洗个澡，找个地方定居，以上工作全部忙完，至少也得个把月，但张先生效率之高，速度之快，实在令人咂舌。
相比而言，李自成就好得多了，虽然他也投降，但还是很有几分硬气的，说不投降，就不投降，属于硬汉型人物。
大体而言，当时许多民军的行为程序是，起兵、作战、被官军包围，投降，走出包围圈，拿起武器，继续作战。
此类表演，基本算是固定节目，数不胜数，很快，你就会看到两个典型案例。
洪承畴跟杨鹤不同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，在他看来，要彻底扭转形势，不能招抚，不能受降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赶尽杀绝。
这种方式的效果相当明显，短短几个月内，西北局势开始稳定，各路民军纷纷受挫，首领被杀。
他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，包括崇祯。对他而言，高升是迟早的事。
但他毕竟太年轻，资历太浅，还要继续等。
两个月后，一件事情的发生，缩短了洪承畴的等待时间。
崇祯四年（1631），估计是有心脏病，或是胆囊炎，起义军进攻延绥巡抚镇守城池的时候，这位巡抚大人竟然被活活吓死。
没胆的人死了，就让有胆的人上，洪承畴接替了他的位置。
进步是没有止境的，又过了两个月，他的顶头上司杨鹤被抓了，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没人能顶替，也没人愿意顶替，除了洪承畴。
崇祯四年（1631）十月，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。
噩梦开始了。
当时的起义军，已经遍布西北，人数有几十万，虽说其中许多都是凑人数的，某些部队还携家带口，什么八十老母，几岁小孩都带上，但看起来，确实相当吓人。
比如宁夏总兵贺虎臣，有一次听说起义军到境内观光，立即带了两千精兵，准备出战，到地方后，他看到了起义军的前锋队伍。
然而他没有动手，就在那里看着，静静地看着，看了会，就走了。
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这支队伍的尾巴。
这是一列长队，从前到后，长几十里对这样的起义军，看看就行了，真要动手，就傻了。
问题在于，当时的西北，到处都是这样的队伍，穿街过巷，比游行还壮观，见着就发怵。
然后，洪承畴来了在这个世界上，洪承畴害怕的东西，大致还不多。
在给朝廷的报告里，他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：
西北民变，人数虽多，但大都是胁从，且老幼俱在，并无战力，真正精壮之人，十之一二而已，击其首，即可大破之。
这意思是，虽然闹事的人多，但真正能打仗的，十个人里面，最多也就一两个，把这几个人干掉，事情就结了。
实践证明，他的理论非常正确，所谓几十万义军，真正能打仗的，也就几万人而已。
而这几万人中，最强悍的，是三个人，王左桂、王嘉胤、神一魁。
只要除掉这三个人，大局必定。
这三个人中，王左桂已经被杀掉了，所以下一个目标，是王嘉胤。
然而就在此时，洪承畴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——王嘉胤死了。
王嘉胤是被杀的，杀掉他的人，是他的部下。
他的部下之所以要杀他，实在是被人逼得没办法。
逼他们的人，叫做曹文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