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在走廊里凝神细听。
不闻任何声响。
一切死绝。沉寂，不折不扣的沉寂，如被切断电线的电话机。我无奈地走下楼梯。到大厅后寻找刚才那位管理人，以打听这到底是怎样一座办公楼，但没有找见。我 等了一会。等的时间里渐渐担心起雪来。我计算自己把她扔开了多长时间，但计算不出。20分钟？1个小时？反正天色已由微暗而黑尽。再说我是把她扔在环境有 欠稳妥的道路上。反正得赶回才是，再等下去也一筹莫展。
我记住这条街的名称，急匆匆地返回停车的地方。雪满脸不情愿的神情，歪在座席上听广播。我一敲，她扬起脸，打开门锁。
“抱歉！”我说。
“来了好多人，又是骂，又是敲玻璃，又是抓着车身摇晃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她看着我的脸。刹那间，那眼神冻僵了一般。瞳仁顿时失去光泽，如平静的水面落入一片树叶，轻轻泛起波纹。嘴唇若有所语地微微颤动。
“咦，你到底在哪里干什么来着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我这声音听起来也像是从方位不明的场所里传来，同那足音一样不受任何空间的制约。我从衣袋里掏出手帕，慢慢擦汗。汗水在我脸上好像结了一层又凉又硬的膜。“真的说不清楚，到底干什么了呢？”
雪眯细眼睛，伸手轻轻触摸我的脸颊，指尖又软又滑。与此同时，她像嗅什么气味一样用鼻子“嘶——”地深深吸气，小小鼻翼随之略微鼓涨，仿佛有些变硬。她紧紧地盯着我，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1公里之外注视自己。
“不过是看见什么了吧？”
我点点头。
“那是说不出口的，是语言不能表达的，是对任何人也解释不清楚的。可是我明白。”她偎依似的把脸颊贴在我脸上，一动不动地贴了10秒或15秒。“可怜！”她说。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我笑道。本来并没心思笑的，却又不能不笑，“无论怎么看我都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，或者不如说是个讲究实际的人。可为什么总是被卷进这种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中呢？”
“噢，那是为什么呢？”雪说，“别问我。我是孩子，你是大人嘛！”
“的确。”
“但你的心情我很明白。”
“我不很明白。”
“软弱感，”她说，“一种无可奈何地被庞然大物牵着鼻子走的心情。”
“或许。”
“那种时候大人是借酒消愁的。”
“不错。”
我们走进哈勒克拉尼宾馆，在游泳池畔以外的另一间酒吧坐下。我喝马丁尼酒，雪喝柠檬汽水。一位长着一副谢尔盖-拉赫马尼诺夫般高深莫测的面孔的、头发稀稀 拉拉的中年钢琴手，面对一架卧式钢琴默默弹奏基本乐曲。顾客只有我们两个。他弹了《小星团》，弹了《但不是为了你》，弹了《佛蒙特州的月亮》。技术无懈可 击，但兴味索然。最后，他弹奏了肖邦的一首前奏曲。这回弹得十分精彩。雪鼓掌时，他投以两毫米的微笑，随即转身离去。
我在这酒吧里喝了3杯马丁尼，然后闭目回想那个房间里的光景。那似乎是一场活生生的梦——大汗淋漓地睁眼醒来，舒一口长气说“终究是场梦”。然而又不是 梦，我知道不是梦，雪也知道不是梦。雪知道的，知道我看见了那光景。风干了的6具白骨。它意味着什么呢？那缺少左臂的白骨莫非是狄克-诺斯？而另5具又是 何人呢？
喜喜想告诉我什么呢？
我恍然记起衣袋里那张在窗框上发现的纸片，赶紧掏出去电话亭拨动号码。没有人接。铃声仿佛垂在无底深渊中的秤舵，持续不断地呼叫不止。我返回酒吧，坐在椅子上叹了口气。
“如果能买到机票，我明天回国。”我说，“在这里呆得太久了。休假是很快活，但现在觉得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也有事要回去处理。”
雪点点头，似乎我开口之前她已有预料。“可以的，别考虑我。你想回去就不妨回去。”
“你怎么办？留下？还是同我一道回去？”
雪略一耸肩，说：“我准备去妈妈那里住些天，还不想回日本。我提出要住，她不会拒绝吧？”
我点下头，将杯里剩的马丁尼酒一口喝干。
“那好，明日开车送你去马加哈。噢，再说，我也恐怕还是再最后见一次你母亲为好。”
之后，我们去阿洛哈塔附近一家海味饭店吃最后一顿晚饭。
她吃龙虾。我喝罢威士忌，开始吃牡蛎。两人都没怎么开口，我脑袋昏昏沉沉，恍惚觉得自己吃牡蛎时便可能酣睡过去，而变成一具白骨。
雪不时地看我一眼，饭后对我说道：“你最好回去睡一下，脸色很不好看。”
我回房间打开电视，拿起葡萄酒自斟自饮。电视上正在转播棒球比赛，杨基茨队对奥里奥尔队。其实我并不大想看棒球比赛，只不过想打开电视——作为一种同现实物相连接的标识。
我喝酒一直喝到困意上来。突然想起那张纸片，便又拨动了一次号码，还是没人接。铃声响过15遍，我放下听筒，坐回沙发盯着电视荧屏不动。威弗尔德进入击球位。随后我觉得有什么刮了我脑袋一样，是有什么。
我边盯电视边思索那究竟是什么。
什么与什么相似，什么与什么相连。